迫在眉睫的全球债务灾难

尽管自2020年以来经历了一系列冲击，但全球经济迄今为止仍表现良好。然而，容错空间正在缩小。目前，全球债务总额比新冠疫情前夕高出近25%，当时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种悬而未决的债务状况可能会削弱所有经济体抵御最新冲击——贸易关税上调——的能力。

尽管债务对于推动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它应该被理解为一种递延税收的形式。通过借贷而非征税，政府可以进行长期投资，造福未来纳税人，而不会给当代纳税人带来负担；或者，在经济紧急时期，政府可以支撑国民增长和收入，因为那时加税只会加剧经济衰退。

然而，最终债务人必须付出代价。如果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赶不上借贷成本，就必须提高税收来偿还债务。因此，持续的高债务水平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这一门槛从未如此之高。过去15年，发展中国家深陷债务泥潭，债务积累速度创下历史新高：平均每年占GDP的6%。如此快速的债务积累往往以悲剧收场。事实上，它们引发金融危机的概率大约是50%。

此外，这一波经济飙升还伴随着四十年来最快的利率增长。一半发展中经济体的借贷成本翻了一番，净利息成本占政府收入的比例从2007年的不到9%上升到2024年的约20%。仅此一点就足以构成一场危机。

尽管全球迄今设法躲过了2008-09年那样的“系统性”金融危机，但如今太多发展中经济体正陷入恶性循环。为了偿还债务，许多国家正在削减对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而这些投资是确保未来增长所必需的。

对于有资格从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借款的78个贫穷国家来说尤其如此。这些国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占未来10至15年将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的12亿年轻人的很大一部分。然而，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却选择冒险。他们又一次希望战胜了经验，押注全球经济增长将加速——利率将下降——幅度刚好足以化解债务炸弹。

这种被动性是可以理解的。设计一个能够确保全球债务可持续性，并为需要的国家快速进行债务重组的21世纪体系极其困难。在缺乏这样一个体系的情况下，目前取得的进展过于缓慢，无法避免债务风险的上升。

但世界再也无法承受十年的债务问题漫无目的、视而不见的局面。在现行政策下，全球经济增长短期内不会加速，这意味着主权债务与GDP之比在本世纪剩余时间内可能继续攀升。

当今的贸易战和创纪录的政策不确定性只会使前景更加恶化。2025年初，经济学家普遍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2.6%。如今，这一数字已降至2.2%，比2010年代的平均水平低了近三分之一。

利率也不会下降。在发达经济体，预计今明两年央行设定的利率平均为3.4%，是2010年至2019年年均利率的五倍多。这将加剧发展中经济体的困境。在公共资源稀缺的时代，未来五年需要全力调动私人资本来促进增长和发展。

但外国私人资本不太可能流入负债累累、增长前景疲软的经济体。私人投资者会正确地认为，经济增长的任何收益都将被征税以偿还债务。因此，对于债务与GDP比率持续居高不下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减少债务应是当务之急。

但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更广泛的问题：评估一国债务可持续性的全球机制亟需升级。现行体系过于草率地认定各国仅仅需要贷款来渡过难关，而事实上，如今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已经资不抵债，需要债务减免。各国政府也需要摒弃向国内债权人借款的习惯；国内债务的上升正在扼杀国内私营部门的积极性。

减债之后，下一个优先事项是加速增长。妄想增长会神奇地回归是愚蠢的。阻碍贸易和投资的政策——例如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应该尽快、尽可能地取消。对许多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对所有贸易伙伴平等削减关税可能是恢复增长的最快途径。发展中经济体也可通过营造更有利于投资的监管环境获益良多。这些收益可以用来将国家重点重新转向发展，特别是通过加大对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俗话说，身陷泥潭，停止挖掘才是明智之举。超低利率时代鼓励太多国家过度消费。过去五年，一系列自然和人为灾难让它们无力应对。但现在，谨慎至关重要。各国政府应该恢复以往关于过度主权债务的规范。不妨称之为“40-60”的上限：低收入经济体占GDP的40%，高收入经济体占60%，其他国家则介于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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