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赴俄投资与并购的法律挑战与实务指引（下）

投资并购完成后，仍需考虑在发生争议时如何有效维护自身权益。在中俄投资项目中，争议解决条款的设计尤为棘手——既要兼顾判决/裁决在俄的可执行性，又需防范因政治因素引发的司法不公。以下是针对中俄跨境争议的一些策略分析：

（一）俄罗斯法院管辖的利弊

如果选择由俄罗斯法院审理纠纷，优点是判决在俄境内直接生效、易于执行到本地资产，而且俄方当事人通常更易接受本国法院审理。然而其中的风险在于：

• 一是司法公正性疑虑，尤其当纠纷涉及外国投资者对阵俄罗斯本地实体时，地方保护主义可能影响裁判结果；

• 二是语言和程序差异会给中方造成障碍，俄法院审理使用俄语，中方需依赖译员和当地律师，增加沟通成本；

• 三是近年俄出台法律赋予本国法院对涉制裁纠纷的专属管辖权。

根据2020年颁布的所谓《卢戈沃伊法》（《赋予俄法院对因制裁产生争议的专属管辖权之修正法》，俄文全称：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8 июня 2020 г. № 171-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Арбитражный процессуальный кодек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целях защиты прав физических и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лиц в связи с мерами ограничи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введенными иностранн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对于因外国制裁导致履约受影响的合同争议，即使合同中约定了外国法或仲裁，俄商事法院仍有权宣称专属管辖。例如，如果企业依据合同欲在境外起诉俄方，但俄方因被制裁无法履约为由，可请求俄法院受理并中止境外程序。这意味着即便合同选择国外争议解决，遇到制裁相关问题时最终仍可能回到俄法院。这一法律大幅增加了外国投资者在争议中的不确定性。因此，企业需要在考虑俄法院管辖时，充分认识上述制度环境。

（二）国际仲裁的选择

传统上，跨境投资合同倾向于采用国际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机制，因为仲裁相对中立，且其裁决可依据《纽约公约》在多数国家执行。就中俄投资而言，仲裁仍是首选机制之一，但在当前形势下，需要更为审慎地选择仲裁机构和仲裁地，以降低政治与法律风险。

1、仲裁机构及地点：过去常见的仲裁机构包括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巴黎国际商会仲裁院（ICC）等。然而，受欧美对俄制裁及政治对立影响，俄方当事人如今往往拒绝接受在这些“不友好国家”进行仲裁。此外，一旦俄方当事人被列入制裁名单，可能面临无法聘请律师或支付仲裁费用的困境，导致仲裁程序受阻。在当前背景下，更为可行的中立仲裁地点包括亚洲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或第三国如迪拜、瑞士的仲裁机构。香港虽属中国，但在法律上拥有独立的仲裁制度，且目前未对俄实施制裁，可能成为双方可接受的折中方案；新加坡一贯以中立著称，虽对俄采取了部分制裁措施，但整体环境相对友好。至于中国内地仲裁机构（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CIETAC），对俄方的吸引力相对有限：一方面，俄方可能对其公正性持保留态度；另一方面，该机构裁决在俄执行仍需通过法院审查。然而，在部分纯商事争议中，亦有中俄当事人选择在上海或深圳仲裁，并依托两国民商事司法协助框架执行裁决。

2、仲裁条款设计：为应对《卢戈沃伊法》的影响，有学者建议在合同中明确放弃依据该法主张俄法院专属管辖权的权利。但此类放弃条款是否会被俄法院认可尚不确定，因为该专属管辖属于强制性法律规定，合同条款可能难以排除其适用。另一种策略是在仲裁条款中详细约定：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包括因制裁导致履约困难，仲裁程序均应适用，且双方不得以制裁为由拒绝履行仲裁协议。尽管如此，在俄法院审理中，此类条款的实际效力仍可能受到限制。实践中，还可考虑临时性措施，例如争议发生后，中方可在仲裁地法院申请禁令（anti-suit injunction），禁止对方在俄提起诉讼。但若对方无视禁令，强行在俄起诉，中方仍可能陷入被动。因此，风险预防更为关键：在经营过程中，应主动协商、及时调整合同执行安排，避免纠纷升级并最终落入“制裁”框架，进而影响争议解决路径的可行性。

3、裁决执行难题：假设仲裁顺利进行并作出裁决，进入执行阶段仍面临挑战。首先，在俄罗斯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不确定性正在上升。尽管俄罗斯是《纽约公约》缔约国，以往总体上承认并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但在当前政治环境下，俄法院可能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对俄方不利且涉及敏感因素的裁决。同时，根据俄方法规，若当事人因受制裁而无法参与仲裁程序，俄法院也可能不予承认该裁决。这意味着，即便企业在境外仲裁中胜诉，欲在俄境内变现资产仍十分困难。其次，可考虑在第三国执行。企业可在俄罗斯境外寻找俄方资产（如海外银行账户、货物、股权等），然后向相关司法辖区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裁决。然而，受西方制裁影响，许多俄方资产在欧美地区已被冻结，企业难以触及；即便在亚洲、中东等地找到相关资产，执行过程中亦可能因当地法院对制裁的顾虑或俄方抗辩而面临障碍。相对而言，若俄方在中国境内拥有资产，通过中国法院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例如香港仲裁裁决）将是较为可行的路径之一。目前，中国法院在执行对俄裁决方面仍按正常程序处理，未受西方制裁立场影响。

4、政治和解与外交支持：在重大投资争议中，除法律途径外，政治层面的沟通亦尤为重要。中俄双方建立有政府间合作机制，许多大项目常由两国政府背书。如发生争议，企业可考虑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协调，以促使对方友好解决。例如，中资企业在俄遇经营困难或歧视性对待时，可向中国驻俄罗斯使馆经济商务处报告，由政府出面交涉，争取通过非诉方式妥善化解。这虽非正式法律策略，但在特殊形势下，往往比漫长的跨国诉讼更为高效。

综上，跨境争议解决需“未雨绸缪”。企业应在投资初期即制定争端处理预案，包括选择合适的争议解决条款，了解俄当地司法的脉络，并在日常经营中保留好关键证据与文件，以备不时之需。在风险可控范围内，宜优先通过谈判和解、商业让步等方式避免诉讼程序；一旦必须启动法律救济，也应综合评估各种路径的成本与收益，选择最有利于维护自身权益、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结合近三年的实践可以看到，中资企业在俄投资并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因风险止步的教训。以下选取若干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供参考与借鉴：

（一） 能源化工项目的谨慎搁置

2022年初，某中资石油巨头某S集团，曾计划对俄远东一处天然气化工项目投资5亿美元，并参与在华销售俄罗斯天然气的合资项目。然而，随着俄乌冲突爆发、欧美制裁骤然升级，该企业出于规避制裁风险的考虑，叫停了相关合作谈判。据悉，相关主管部门亦对大型央企提出审慎要求，担心贸然推进可能引火烧身。

启示：即便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合作，在高强度制裁环境下也不得不暂缓推进。企业在制定境外投资决策时，应动态评估地缘政治风险，必要时果断调整策略，避免“沉没成本”扩大。对于已签约但尚未交割的项目，亦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因政治制裁等不可抗力导致的终止条款，以确保在风险升级时具备安全撤出的法律依据。

（二） 制造业本地化的稳步推进

与能源领域形成对比，某H集团等中资制造企业选择留在俄罗斯深耕市场并取得增长。尽管西方品牌退出、卢布贬值带来不确定性，某H集团依然推进其第四家工厂建设，并于2022年成功获得俄罗斯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2.5亿卢布优惠贷款支持。某H集团的产品在俄市场份额稳步提升，2022年底市占率超过20%。

启示：俄罗斯消费市场在制裁背景下出现空缺，为中国制造提供了机遇。但企业要享受这一红利，必须具备合规运营和长期布局的耐心。某H集团的成功既得益于产品竞争力，也依托其严格遵守当地法律、积极与俄政府合作实现本地化生产。因此，中资企业若选择深耕俄罗斯市场，应像某H集团一样，重视合规经营和社会责任履行，以获取政府信任和支持。

（三）与受制裁伙伴合作的灵活调整

一些中资企业在俄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合作伙伴被制裁的情况。某W集团在俄经营过程中，曾与俄罗斯汽车制造商K公司合资成立发动机工厂，堪称中俄产能合作典范。但2022年K公司被美欧列入制裁清单后，某W集团被迫暂停向合资公司供货，规避次级制裁风险。随后，双方将合资公司名称中与某W集团相关的部分去除，由俄方主导继续运营。某W集团虽未公开退出，但采取低调应对，通过“去中国化”降低制裁关联度。

启示：当合作伙伴受制裁时，中资企业应迅速评估自身风险暴露程度，必要时暂停业务往来甚至退出股东身份，以切断风险传导。可通过股权回购、第三方代持等方式妥善安排，等待制裁局势缓和后再伺机恢复合作。此案例也提示，合作伙伴选择应优先考虑信誉良好、合规记录稳健的对象，并在合资合同中约定一旦一方受制裁，另一方享有退出权、股份回购权等条款，以实现风险控制和及时止损。

（四） 收购俄资产填补空白

西方企业大规模撤出俄罗斯，为中资企业创造了“抄底”机会。2024年底，四家中国企业联合收购了一家濒临破产的俄罗斯煤矿100%股权。该煤矿因欠缴巨额税款几乎关停，中资企业此时入场，被视为趁低价获取能源资产的大胆举措。类似地，中资企业还接盘了部分西方企业退出的俄方项目股权。此类交易多在友好协商中进行，俄政府也欢迎中资填补空缺。

启示：在他人避险时逆势而动，可能获得优质资产和市场份额，但同时也要承担高风险。以煤矿收购案为例，中国企业不仅支付收购价款，还承担矿山历史遗留的税款和治理责任，实为“解他人之困，履承重责”。因此，低价并购背后的法律与财务风险须充分尽职调查识别。对政府鼓励的接盘行为，企业应争取配套政策支持，如税费减免、快速许可审批等，以提升运营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