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引发的关税海啸和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将2025年4月2日定为“美国解放日”,宣布了震撼全球市场、颠覆美国数十年贸易政策的全面关税。在白宫玫瑰园,特朗普宣布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普遍关税,并根据双边贸易逆差额外征收“互惠关税”。他传递的信息直截了当:美国被外国“敲诈”、被不平衡的贸易协定损害美国工人利益的时代已经结束。
特朗普的举动破坏了美国二战后亲手创建的多边贸易体系——废除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及其后继者世界贸易组织(WTO)。取而代之的是,特朗普引入了一场高风险的双边交易游戏,关税被当作武器,既针对朋友也针对敌人,全球经济稳定则被视为附带损害——所有这一切都打着“经济民族主义”的旗号。
市场立即做出了残酷的反应。48小时内,“七大科技股”——Meta、苹果、英伟达、Alphabet、亚马逊、特斯拉和微软——的市值总计蒸发1.8万亿美元。仅苹果一家就蒸发了4435亿美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4.9%,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2.7%,标准普尔500指数各板块全线暴跌,进入回调或熊市区域。短短两天内,股市市值蒸发了惊人的6万亿美元。
银行股也遭受重创,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高盛领跌,市值缩水2790亿美元。摩根大通警告称,美国乃至全球经济衰退似乎已成定局。本周或许将成为贸易战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历史性时刻”。
根本性转变:特朗普计划的核心是对美国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普遍关税。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将针对与美国存在商品贸易逆差的国家征收额外的“互惠”关税,逆差额的计算公式很简单:进口额占双边逆差的比率。
按照这一公式,中国在2024年对美出口额达4390亿美元,却累计出现29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将面临高达67%的残酷关税。然而,美国政府却给予了50%的“友谊折扣”,仅对中国商品征收34%的关税。如果在其他地区适用同样的折扣,孟加拉国将面临37%的关税,印度为26%,台湾为32%,日本为24%,欧盟为20%。讽刺的是,像伊朗(10%)和委内瑞拉(15%)这样的地缘政治对手却比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更容易受到惩罚。
关税计算公式似乎也考虑了难以衡量的非关税壁垒,例如货币操纵、补贴和监管障碍——这些因素长期以来一直是特朗普批评全球贸易的痛点。然而,政府官员表示,即使各国警告不要采取报复行动,也存在“谈判空间”。
指标缺陷:特朗普政府关注商品贸易逆差,却忽略了一个更大的事实:美国对世界许多国家都拥有巨额服务贸易顺差。在金融、科技、教育和研究等领域,美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尽管欧洲是美国服务的主要进口国,却面临20%的关税。中国和印度也是美国教育和科技服务的主要买家,但却面临严厉的惩罚。
此外,尽管制造业具有政治影响力,但美国真正的比较优势已不再在于工厂和装配线。在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的工人不能简单地转移到纺织厂或制鞋厂。美国的优势在于创新、创业和服务——而这些领域正是特朗普的关税逻辑完全忽视的。
政治要务:关税或许在经济上不合理,但在政治上却合情合理——至少目前如此。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集中在被全球化掏空的州——所谓的“锈带” :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和俄亥俄州。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自动化摧毁了“锈带”。仅“中国冲击”一项就导致1999年至2011年间美国损失了多达240万个就业岗位。
对特朗普来说,关税是捍卫美国工人、反对“被操纵的”全球体系的本能象征。无论这些措施在实践中是否有助于制造业,它们都强化了他的民粹主义“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口号。
堵上后门:特朗普的新关税也堵住了他第一任期内贸易政策的漏洞。在他第一任期内,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促使许多中国企业迁往墨西哥,以规避美墨加协定(USMCA)规定的关税。2018年至2024年期间,中国企业在墨西哥制造业投资123亿美元,创造了13.5万个就业岗位。
这一次,美国政府正在堵住这个漏洞。关税现在将针对通过第三国运营的中国企业。唯一的一线希望是,如果符合USMCA的规定,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产品将获得豁免,但在这两个国家组装的汽车和卡车仍将对其非美国零部件征收25%的关税。
报复风险:主要经济体已开始反击。中国对所有美国出口产品征收34%的关税,此举直击特朗普的关键支持者之一——美国农民。欧洲正准备对美国科技巨头采取报复性措施,而日本和韩国正在考虑实施半导体出口限制,这可能会削弱美国的关键产业。
一场全面贸易战如今迫在眉睫。针锋相对的关税将推高消费价格,扰乱供应链,并抑制投资。全球同步衰退的风险正在迅速上升。
经济学家们难免会将其与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进行比较——那轮贸易保护主义加深并延长了大萧条。当今世界更加相互依存。供应链错综复杂;资本流动瞬息万变;全球市场在几秒钟内就能做出反应。自特朗普宣布这一决定以来,全球股市市值已蒸发超过10万亿美元。以史为鉴,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不会有好结果。
未来的法律之争:宪法问题也岌岌可危。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赋予国会(而非总统)制定贸易政策的权力。然而,几十年来,国会通过立法放弃了大部分权力: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允许以国家安全为由征收关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允许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征收关税;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允许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全面行动。
特朗普正在积极援引这些权力。法律挑战可能接踵而至。法院或许不愿推翻总统在贸易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但此次行动的规模之大,令人不得不审视。
危险的赌博:特朗普的关税闪电战,标志着自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国贸易政策最具破坏性的转变。这是对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直接攻击。
总统相信他可以通过经济胁迫让世界屈服于美国的意志。但风险令人震惊:盟友疏远、市场受损、经济萎缩,以及美国更加孤立而非增强。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将对外国征收关税和税收,以让我们的公民致富。” 这是一场大胆的赌博。但如果以历史、经济和市场为鉴,这场赌博的胜算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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